政府调控职能逐渐减少
民营经济催化官员下海潮
记者 袭祥德
从人力资源角度看，官员下海是正常的，这是个人选择的权利，也是人力资源的一种合理配置
据了解，目前已经下海的“官员”中，除了自己创业，大部分都进入了民营企业，在民营企业担任重要的职位。对此，北京浩竹猎头中心首席执行经理王长江认为，“官员下海”并不是官员单方面的行为，许多民营企业的用人需求与高额收入可以说是造成这一现象的一个催化因素。
王长江告诉记者，从企业经营的角度来看，这些下海“官员”最大的优势就是原有的政府资源和社会资源。一些意欲下海的官员在位时，曾掌握各种项目、工程资金使用的审批权、决策权，下海后，原有的行政关系网、官场人情链、原有的职位影响、政府内部信息也会“与之俱移”，许多别人办不了的事他们能摆平，而这些能力和资源也许正是处于发展期，管理及运作还不够规范的许多民营企业所急需的。
这种情况下，在职的官员们一旦下海从商或做其他事情，往往更具竞争力，这些成为他们从商办企业的致胜法宝。中国社科院的调查显示，由于掌握的社会资源最占有优势，官员背景下海的人实际成为获利最多的群体。其开业资本是平均数的1．8倍，销售额是平均数的1．8倍，纯利润是平均数的1．9倍，而拥有的资本更达到平均资本的两倍以上。
王长江同时认为，从人力资源的角度来看，曾经从政的官员下海是正常的，这是个人选择的权利，也是人力资源的一种合理配置。当然这也要从两方面来讲，如果他们是为了赚钱，是一种借“权力期权”发财的心态那就应该加以限制，因为这容易滋生腐败。
另外一种情况则是，有些官员在政府里遇到了“玻璃天花板”，认为没有更大的发展前途，或者意识到自己下海可以更有利于自己的发展，而民营企业又急需这样的人才，这种情况应该属于正常的人才流动。
著名经济学家钟朋荣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认为，经过20多年的改革，特别是十五大、十六大以后，民营企业在社会上的地位在上升，民营企业家在整个社会的地位也在上升，对社会的贡献越来越大。
与此同时，官场则与以前大不相同，以前是计划经济，批钱、批物的权力很大，现在虽然“官”的权力也很大，但总的来说，随着国务院加强审批制度的改革以及我们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向市场经济转轨，政府的调控职能在逐渐减少，官员的“油水”越来越少了。
另外，我们政府官员的层次也在不断上升，博士、硕士越来越多，素质在不断提高，有相当一部分人没有很好的机遇，他们继续在官场上还有可能被埋没、被浪费，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便萌发了“下海”的意识。钟朋荣认为，“他们还不如下海，寻找自己更合适的位置”。
作为专业猎头，王长江则告诉记者，虽然现在明文规定猎头公司不准以政府官员为对象，但是有些民营企业和许多想要下海从商的官员都会找猎头公司帮忙，他的公司也接过不少这样的单子。
他告诉记者，在接收的官员中多是自己在政府不想干了想辞职，或者在政府企业中的任命到期了，或者是机构改革分流了等等，而许多的猎头公司都有类似的经历。
在与许多“下海官员”的接触中，王长江感觉到，现在政府内部确实有许多人才，他们不仅有重要的社会和政府资源，而且有很强的个人能力，非常优秀非常有头脑，从商更有利于他们发展和给社会带来更大价值。
说 法
“下海官员”的市场
——一位人力资源经理的用“官”论
“企业要招收什么样的人才，是不是需要一个有从政背景的特殊公关人才，这是考验一个企业人才标准的重要问题。”青岛太平洋恩利食品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部长王英这样对记者说。
王英告诉记者，她们公司以前就有过具有从政背景的人员，她的感觉并不好，最后是不欢而散。她认为，目前“官员下海”比较多，但他们的能力要看哪些方面，他的优势是人际关系和政府资源，但是他们的劣势也非常明显，“在官场上做长了他们就会不经意被同化了，他们会把以前的影子带到公司来，用领导的口气讲话，有点官僚，打点官腔，这在一个非常规范职员平等的公司里是很难让人忍受的。”
那企业用不用“下海官员”呢？王英认为，任何一个企业都有它不同的发展阶段，处于创业期的民营企业可能更需要这样的“下海官员”来公关，而处于发展期的企业则更侧重于管理和内部调整，企业在不同的时期所需要的人才也不一样。并且，在政府部门，考评很侧重于个人处理事务的能力和政绩，对于工作的绩效不是很重视，而企业则不同。
因此她认为，对规章制度很健全、发展已经走上正轨的企业来讲，他们一般不是很需要这种有过从政经验的人，比如外资公司和一些上市公司，除非是这些曾经的官员确实比较有能力，要不然他们不会去用。而对民营企业来讲，有些在管理和运作上不规范，而且处于发展的初期，就可能会用这样一些人来打开局面，做一个渠道。“像我们公司，现在是肯定不会用这些有从政背景的人。”王英这样告诉记者。
当然即使是民营企业任用“下海官员”也是有利有弊，这方面她的几个朋友有着十分惨痛的教训。王英告诉记者，她的一个朋友办的民营企业，由于在创业初期，找了一个有从政背景的人负责关键岗位，刚开始这个人利用自己的关系和资源确实给企业办了不少实事，企业也发展了，但是这位“下海官员”却开始向老总提条件，说明年一定要给他配车，要给他提高待遇，否则就要让某个局的领导为难企业等等，结果最后不欢而散。她的朋友最后感叹，“企业不能把命运寄托在一个人的身上，而要靠全体员工的努力工作”。
因此王英认为，任用这些“下海官员”最难办的事情就是约束、控制和管理，如果不慎重，他们会把原来很好的一个工作环境给搞坏，“当然我这只是说一部分人，并不是说大部分下海的官员都会如此”。
但是王英也告诉记者，据她了解，官员下海后与企业最后分道扬镳的还是比较多。比如她的另外一个朋友，当初创业的时候，为了企业顺利发展，于是让当地政府一些级别很高的官员入股，企业刚开始发展也挺顺利，但是随着企业的发展，这些不懂管理的股东们就开始瞎管，让作为企业领导者的他渐渐没有了决策权，企业的内部管理和决策经常受到干扰，最后他没有办法，就故意把这家企业做垮了，然后把资产转移到新的公司。而这位企业家经常感叹的一句话就是“请神容易送神难”，对于这些人他是没有办法炒鱿鱼的，只能这样来做。
所以王英这样对记者说，“这也充分说明官员下海与企业合作的巨大弊端，所以民营企业在此方面一定要谨慎。”而对于那些有志下海从商的官员来说，王英认为，他们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角色转换。当然他们要首先搞清楚下海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捞钱洗钱还是为了自己创一番事业，还是有其他的目的。
评 谈
“辞官下海”三人谈
阮关木(浙江省绍兴市纪委办公室副主任)：“辞官下海”现象的一些深层的或者说根本的原因在于：
一是价值取向的多元化。随着改革的深化，市场经济发育不断成熟，社会正逐步由“重权”向“重钱”转变，官本位意识也在逐渐淡化。受外界影响，一些自身素质较强、又敢于“弄潮”的领导干部，便开始不愿再在官场“从一而终”，并把“下海”作为实现人生最大价值的主要途径。
二是追求利益最大化，这里所说的利益既指政治上的又指经济上的。党的十五大尤其是十六大使非公企业的政治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相当一批非公企业的老板跨入了政坛，少数领导干部感到自己已经失去了从政的“优越性”，期望下海再创业来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同时，现行的收入分配制度还不尽合理，收入普遍偏低，而下海后到民营企业任职，往往能够得到丰厚的报酬，年薪动辄十几万，甚至几十万，而且还可能同时享有车子、房子、股份等，这些都会在一些官员心里潜移默化地产生影响。
三是对政府机关和领导干部的监督制约越来越规范化。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抓本治源力度的逐步增强，从政行为进一步规范，特别是在人事权、事权和财权上的“活动空间”越来越小，一方面，头上的“紧箍咒”越来越多，另一方面，手中可任意支配的“公权”又越来越少，腐败的成本也在“攀升”，所以当官越来越不“潇洒”了。既然当官越来越不“潇洒”，少数人便开始“主动撤退”。
谷迎春(国家社科领导小组专家组成员、浙江财经学院社会政策研究所所长)：是的，从大的方面来说，这是社会转型时期特有的现象。社会的转型，带来了人的价值观念的转型，人们越来越追求个性化的生活，下海应该说也是一种生活方式。与过去相比，现在人们对选择自己的命运、生活方式有了更加多的主动性，这是社会进步、开明的表现。“辞官下海”热，与对政府机关和领导干部的管理、监督越来越规范有关，实际上也就是与政府职能的转变有关。我们知道，现在政府转变职能就是从无限政府向有限政府的转变。因为政府权力无限，所以以前政府的权力非常大，因此有一官半职的人，手中的权力也非常大，不仅有实实在在的审批权之类的权力，就是下基层时前呼后拥、各种场合上围着的人的笑脸和奉承这一些精神享受也是很受用的。然而，一旦政府职能彻底转变，官员们手中的权力将相当有限，不要说耍特权，就是服务不到位也要被追究责任，所以，就有一部分官员会觉得既然做官没有什么“优越性”，且工资又不高，还不如趁早下海，自己创一番事业。
张奇志(新华社浙江分社主任记者)：因此，有相当一批人的下海，是考虑到了未来的发展趋势。我就听到过这样一种说法，就是现在下海积累财富，在经济上没有后顾之忧后，还可以回来当官。有这种想法，是缘于这样两点，一是财富的地位越来越高了，二是将来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越来越不注重身份，现在许多地方公开招考公务员就不再限制身份。
谷迎春：还有一点，就是现在出现“辞官下海”热，在很大程度上，与目前公务员的待遇偏低有关。这里可能有一个问题，过去几十年实行的那种干部人事制度，造成许多机关积淀了大量的冗员，但20多年的改革开放，又推出了相当一批管理精英，但对这批社会精英，政府又无法拿出与其能力、水平相当的经济待遇来确保他们安心工作——事实上，敢“辞官下海”的往往多数是比较有水平、有能力的一些干部。
摘自《财富时报》2003年11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