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是中国某企业的老总，这些日子也许正在考虑一个问题：将头上的总经理、总裁的头衔换上国际流行的CEO。当然，没准你已经走在前头了。
新世纪的第一个春天，因倪润峰出任长虹CEO而使这个话题热了起来。CEO在传统企业的出现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这种变化能为企业带来多少实质性的内容？企业“老总”改称CEO是炒作还是意味着企业治理结构方面的变革？
CEO热中的冷思考：中国CEO与总经理、总裁究竟有何不同
CEO在我国最早出现在一些网络企业中，在那里，CEO往往是自封的，曾有十六七岁的学生当上CEO的新闻，当时很少有人去研究这样一个称谓对企业意味着什么，但对于一个大型的传统企业来说，高层人员称谓的改变不是件小事，当然不会是为了赶时髦。这不免引起诸多议论，不少人在肯定这些企业积极与国际惯例接轨的同时也发出疑问，会不会仅仅是称谓上的接轨。
海尔集团张瑞敏是我国家电企业中第一位CEO。他曾解释说，设立首席执行官是国际上通用的一种企业管理方式，在世界500强企业中，绝大部分企业都设有这一职位，海尔设立CEO也是为了与国际大公司保持一致，防止决策层和执行层脱节。这是海尔全球化战略中的一步。
长虹的说法与海尔很有些相似。倪润峰对媒体表示：设立CEO是一种国际通用的跨国大企业集团的管理方式，便于明确职责，合理分工，提高效率。
陶建幸出任春兰的首席执行官则与春兰的产权改革紧密联系在一起。去年秋天，春兰集团拿出十几亿资产量化配股卖给员工，陶建幸在取得一定股权的同时出任CEO。按照春兰当时对CEO职能的定位，从企业的治理结构上讲，陶建幸拥有了更大的决策权。
从前的总经理、总裁如今成为CEO，其职能权限有没有变，是缩小还是放大？
对这个问题，海尔负责宣传的人员回答得很有意思：“当然不可能这个月改成CEO，下个月整个集团的组织结构就变了，张总管的范围就不一样了。过去怎么干现在还怎么干，别人怎么说我们不管。”
倪润峰在去年6月辞去长虹总经理职务，当时很多人认为他退出长虹第一线，相隔8个月，倪润峰一变成为CEO。有媒体称倪润峰为“复出”，但长虹对外宣传负责人在接受一些记者采访时强调：“倪润峰本来就是老总，不存在复出不复出的问题。”
这两家企业的说法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一种观点：在我国存在这样一类企业，其由弱变强、发展壮大，某一个具体的企业家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可以说，没有这个企业家，就没有这个企业的今天。长期以来，其个人威望在企业中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影响力。在这种情况下，不管给他的称谓是什么，把他放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企业有几套班子，设立了怎样的约束制衡机制，他始终是企业事实上的“一把手”，干的也是“一把手”要干的事，从这个角度讲，CEO与过去的总经理、总裁相比，在权限上并没有什么变化，可以说是“换汤不换药”，与设立CEO相比，更有实质意义的事情，是产权制度的改革，是组织体系的调整。
千辛万苦CEO： 首席执行官的全新概念
虽然大型企业多年来一直因为决策缓慢、面孔呆板、漠视股东、效率低下以及难以管理而为人所诟病，但在经济繁荣时代，大企业的首席执行官凭借公司节节升高的营业额与股价，证明了其存在的必要。
对所有的大企业来讲，这个世界已变得越来越复杂。首席执行官们表示，商场不是一般的战场，复杂程度与混乱程度更高了。资金在全球流动，消费者胃口更加难以捉摸。不论是盈利预测还是讨厌的市场谣传，信息瞬间传遍全球。在这种背景下，首席执行官被迫重新思考经营策略，加强与各地员工的沟通普遍受到重视，电子邮件成为他们与下属沟通的重要手段。
管理的挑战促使首席执行官们将激增的日常工作负担分给副手，自己则肩负起新角色。他们从冗长的会议中解脱出来，花更多的时间在公共场合露面。与投资者及媒体接触。
商界的变化，已改变了大企业首席执行官的职务定位。一些首席执行官表示，他们要花很多时间用于公司的长远规划及会晤客户，这使得他们没有时间处理日常运营事务。这也使得许多首席执行官的办公室越来越大。戴尔计算机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戴尔，常常回忆当年他如何在大学宿舍里创办这家个人计算机公司。如今，公司年营业额突破300亿美元，而且还在不断增长，他说，要做的事情千头万绪，不是一个人能做得完的。这些年来，戴尔任命了两位副董事长。他们负责日常事务，而戴尔本人则会晤客户以及制定公司的长远发展目标。
CEO制适合中国国情吗？
一周时间，两万元学费，这是清华经管学院与哈佛商学院合办的“高层经理研修班”第一期开出的“天价”，学员爆满，但也引起社会讨论：两万元值不值？
值！将于2001年6月举行的第二期“哈佛班”要价不但没降，反而涨了1万元，大陆学员3万元，其它国家学员的费用是6500美元。“因为这是顶级研修班”，清华经管学院副院长薛镭认为，哈佛班的所有教授、课程全部严格按照“哈佛标准”确定，包括教学场所必须在五星级酒店，以使学员全身心投入研修等，因此，学费上涨势在必行。
第二期的“哈佛班”、研修课程为“全球化时代的竞争”，由哈佛商学院和清华经管学院共同创建。与上一期研修不同，这次将大量采用发生在中国本土上的案例，“所有案例都取材于当今实际的商业活动”。他透露，哈佛教授正在逐个拜访中国各大企业老总，采集案例。
薛镭透露，今年清华将引入哈佛式培训管理模式，为中国总裁们“订制教材”，目前正在开发的教材主要有战略管理、电子商务等，全部由授课教授根据自己独有研究成果，采集案例，为总裁们制作而成。薛镭称，清华为此投入800万元，并已在全国范围招标。
近年来，高级企业管理人才培训成为热点，但多数是拿在校学生学习的教材，使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企业老总、总裁们学了一堆名词，却得不到有实用价值的知识。薛镭称其为高级“知识普及班”。“今年，清华拒绝再办这样的普及班”，他称，清华要从系统性的常规培训，全面转向“分享教授独有成果、案例”的高层研修，宁可收费高，也不做无意义的培训。
据了解，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跨国公司全球业务的拓展，企业内部的信息交互日渐繁忙。由于决策层和执行层之间存在的信息传递时滞和沟通障碍，影响了经理层对企业重大决策的快速反应和执行能力，一些企业开始对传统的董事会—董事长—总经理式的公司治理结构进行变革。CEO就是这种变革的产物之一，它的出现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着原来董事会手中的一些决策的权利让渡到原有经营层手中，按照这种思路，是不是说我国近年来大力推行的两权分离已经过时了？
一位经济学家说，当前我国许多企业还没有建立起完全意义上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在这种情况下推行两权分离是极其必要并且是第一位的。他说，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是现代企业特有的运行机制，其特点是权力的分立与制衡，决策的科学和民主，解决经营者与所有者的关系，这种运行机制有益于解决内部人控制的问题，防止经营层背离出资人的利益。在国外，CEO是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已建立并运转成熟的基础上出现的，有其合理性。但在我国，所有者缺位的问题还未解决，董事会还不能完全代表出资人的利益，产权改革在许多企业刚刚开始，内部人控制的现象还大量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CEO不可能是完全意义上的CEO，反倒是多设一层利益主体，甚至有可能使经营层大权独揽，为内部人控制找到了合适的理由。
摘引自《市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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