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岁今春以来，中国企业界连续出现了几起传统企业老总入称CEO的非常事件。从海尔的张瑞敏到康佳的陈伟荣，从长虹的倪润峰到泰康人寿的陈东升，所有这些更改称谓的昔日老总、今日CEO，莫不表露出对CEO式公司治理结构的极大信赖和高度崇拜。
追溯CEO式公司治理结构的盛行历史，其实并不久远。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跨国公司全球业务范围的不断拓展，企业内部的信息交互日渐繁忙，由于决策层（董事会）和经理执行层之间所必然存在的信息传递时滞和沟通障碍，严重影响了企业经理层对企业重大决策的快速反应和执行能力。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企业开始对传统的董事会—董事长—总经理式的公司治理结构进行变革。CEO就是这种变革的产物之一。
在CEO式公司治理结构下，企业的一把手不再是董事长，而是CEO（有时是董事长兼CEO）。由于CEO对企业人、财、物的绝对控制权，尽管他还是受董事会的监督和制约，但他已不再像先前的总经理那样，只拥有执行权，而无一定的决策定夺权，从而确保了企业决策权和经营权的几近合一，决策和执行的扯皮问题得以充分避免。在CEO的麾下，设置了众多的CXO，这其中包括COO（首席运营官）、CTO（首席技术官）、CFO（首席财务官）、CIO（首席信息官）、CMO（首席市场官）等等。众多的CXO在CEO的统一领导下，各司其职，企业的运转效率因之而得到了空前的提高。
在中国入世大局已定、经济全球化迫切要求中国企业与国际现代企业制度接轨的当下，众多传统大企业不惜伤筋动骨，自发地重建公司治理结构，却也值得充分肯定，因为它体现的是中国企业正在日益提高自己的国际化意识。但是在认可这件事情难能可贵的同时，我们也不能不警惕过度的“CEO崇拜”，因为已有若干的先例表明，中国企业界特别喜欢一窝蜂式的赶潮。尽管我们并不排斥一些赶潮的合理性，但是更多的赶潮则纯属不明究理的盲目跟风。如果说两年前一些“海龟派”（海外归国创业者）在网络IT业时髦地自封CEO还属于“学以致用”，去岁今春的知名企业老总更改称谓也是国际国内竞争的大环境使然，那么今天一些名不见经传的中小企业老板言必自称CEO就委实属于跟风搞笑了。有人说，“十亿人民九亿商”的时候，大街上一砖头可以拍倒三个经理，如果放到现在，随便拍倒十人，估计有一半是CEO。这个说法未免夸张，但眼见身边一拨一拨的未成年人也因为创办了所谓的公司而给自己封官为CEO，一些公司公开招聘“CEO若干名”的荒唐闹剧，我们就不能不杞人忧天式的担心，本是“根红苗正”的CEO，说不准就被那些媚俗和沽名钓誉者折腾得臭了大街。
如果说改称CEO仅仅是因为媚俗倒也罢了，怕就怕这些行为后面还隐含着其它不良的企图。谁都知道，我国的国企改革正处于攻坚阶段，这些企业过去最大的问题就是政企不分、权责不明、内部人控制严重，现在刚刚开始推行两权分离，建立起董事会、监事会，就一股脑儿地冒出众多CEO，大搞什么执行委员会，吆喝着要重建公司治理结构，这就不得不让人担心，这些企业老总是否怀有借机重新独揽大权的不良企图。如果果真如此，那么众多国有企业针对昔日所有者缺位、内部人控制严重所进行的许多改革必将无疾而终。既然CEO拥有足够的控制权，昔日在企业又拥有如此之高的威信，企业不是明摆着又要重新回到一言堂下的管理体制么？而只要是一言堂，就难免不出现一把手特立独行、甚至一意孤行直至拒绝监督，抵制职业经理人加盟的现象，更极端的，说不定还会出现监守自盗、损公肥私的违法犯罪行为。
在过去的年月里，正是这种一言堂式的极端决策自负，才造成了那么多国有企业繁荣时的有如昙花，低迷时的长困不起。此风不灭，若干企业元老就难免不滑变成“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角色———毕竟，从自信到自负仅仅一步之遥，即使百战不殆，一役失利亦可粉身碎骨。也正是由于CEO式公司治理结构所衍生出的这些隐患，才导致这种模式并未在全球得到大面积普及推广。
过渡强调对CEO概念的搬用，还有可能忽略CEO式治理结构的内涵。热衷于玩花架子，必然放松企业内部一些真正症结的修复与治理。在中国目前的企业经营环境下，如果企业负责人改称CEO之后，忽略由此增加的压力和责任，还像原先当总经理或总裁一样，从应付上面到处理内部纠纷，眉毛胡子一把抓，摆不正自己的新位置，仅把CEO当成一种头衔和光环，那么还不如不变化———若不变，外人还不知你的深浅；若假变，倒真让人发现你的破绽百出。
摘引自《市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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