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在中国已经走过二十多个年头，这一过程其实就是社会经济资源重新分配的过程，个人之间的分配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既是政策导向的主观结果，也是社会经济体制转型的客观要求。一个新兴的富人群体已渐成形，成为社会关注的对象。那么，现有的高收入群体都是哪些人？他们的收入来源和资产状况如何？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总队将高收入现象作为一个研究课题于 2000年7月，在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浙江、广东、云南、陕西、湖北、辽宁 10个省市对9956户城市高收入家庭进行了问卷调查。
城市富人谁唱主角
谁是富人？什么标准算高收入？这就是第一次高收入专项调查碰见的首要问题。国家统计局城调队的曹子玮博士告诉记者，高收入的界定有绝对与相对两种标准，比如说按家庭资产或者年收入达50万元、100万元来划分，这就是绝对标准；但这种标准难以解决的问题是收入高低的相对概念，北京的一般收入者到了西部可能算得上高收入；而中国富人到了美国，却可能什么也算不上。这样他们就确定了以相对标准为此次调查的依据。最后经过计算，他们确定以1999年全国城市住户经常性调查中10％最高收入家庭的户均可支配收入为高收入户的底线———3．2万元，实际操作的标准是3万元。他说，我们的调查找不着高收入的源头，但我们选择了从收入的去向来确认，这样在以3万元为底线的同时，又同时增添了有房有车这两项参照对象。这样，能够最后入围调查人数的样本由三部分构成：户均收入3万元以上，拥有商品房或者拥有私人汽车；虽没有商品房和汽车，但户收入远远高于3万元的家庭。
领导和技术人员
分列前两位
以此为标准，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总队对9956户城市高收入家庭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从职业角度看，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和专业技术人员在城市高收入群体中所占的比例超过一半。
调查结果表明，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在城市高收入群体中的比例最大，占31％。尽管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在总人口中占有较小的比重，但在城市高收入群体中的比重却排名第一。
专业技术人员位居第二，占城市高收入群体的25．2％。几年前人们还谈论过 “脑体倒挂”现象，而今专业技术人员占城市高收入群体的比重迅速扩大，这是知识经济飞速发展、技术市场化的结果。高新技术的发展，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发展，促进了我国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第二产业比重持续下降，第三产业尤其是IT产业的比重不断上升，出现了高素质人才供不应求的局面，其收入也大幅度提高。可以说，“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这一现象已经成为历史。
学历低反而收入高
调查结果显示，2000年上半年城市高收入群体人均月收入为5467元左右。其中，伴随着知识和技术的市场化而形成的“知本家”脱颖而出，迅速致富，人均月收入逾万元，成为城市高收入群体中的佼佼者。
据分析，从学历角度看，城市高收入群体中收入最高的是硕士及以上学历的人，去年上半年人均月收入为11034元；小学文化程度的人，人均月收入为7947元，排在第二位；排在第三位的是初中文化程度的人，人均月收入为5592元。小学、初中文化程度的人均月收入较高的主要原因在于，这些人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已经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靠资金而非劳动取得高收益；排在第四位的是大学文化程度的人，人均月收入为5512元。
从年龄角度看，高收入群体中比例最高的是30－40岁的人，占城市高收入群体的37％。该年龄段的人大多受过良好的教育，精力充沛，是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而成长起来的。其次为40－50岁的人，占城市高收入群体的31．3％。该年龄段的人经验丰富，经济基础较好，事业有成，收入较高而且稳定。排在第三的是 20－30岁的人。该年龄段的人所具有的知识与技能较新，年轻而且富有开拓精神，相当一部分人是IT业的从业人员。
来自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显示，无论是现有投资还是未来投资，高收入家庭都把目标瞄准了股票：有26．2％的高收入家庭已投资于股票；投资于商业和服务业的比重占16．1％；国库券占8．4％。2000年上半年职业股民的人均月收入8491元，在城市高收入群体中列第二。列第一的是私营企业经营者，人均月收入13445元。
据最新统计，在全国十大城市中，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过万元的只有广州、上海和北京，其中广州人收入最高，达13967元，其次是上海人，为11700元，再次是北京人，为10350元。
城市富人
怎么花钱
据新近出版的《北京蓝皮书：2001年中国首都发展报告》显示，北京市高收入家庭的户均总资产已经达到了235．6万元。其中实物资产占66．2％，金融资产占 33．8％。
来自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显示，高收入家庭拥有住房、汽车等高档消费品，在购买保险、子女教育方面舍得花钱。
1999年所有高收入家庭平均寿险支出2065元，财险支出1185元。高收入家庭子女教育年人均消费11301元。其中生活费用支出为4183元，学习费用支出为3193元，择校费用支出为3925元。在国有学校就学的比例占89．1％，在国外学校就学的比例占3．4％，在国内民办（私立）学校就学的比例占7．5％。
调查显示，高收入家庭百户拥有轿车22辆。其中有车家庭平均每户购车支出 19．95万元。在有车家庭中，拥有桑塔纳的占26．4％，奥拓占12．9％，富康占9％，夏利占6．9％。
调查显示，高收入家庭平均每户住房建筑面积111．3平方米。居住样式为单元房三居室的占41．9％，单元房四居室及以上的占11％，花园式别墅（单栋住宅）的占4．7％。高收入家庭平均每户装修支出金额5．2万元，平均每户购房总金额为 21．8万元。
“灰色经济”
悄悄致富
以上所提到的城市富人的有关数据可以说都是国家统计局通过正常的入户调查的手法收集到的。事实上，还有相当一部分高收入者，其收入无法准确统计，但他们确实是社会中有目共睹的富人。据估计，这些人的数量不会太多，但也已经不是一个可以忽略不计的数字。与体制内富人相区别，他们属于通常人们所说的从事 “灰色经济”，或者“地下经济”。这类人的职业分布也可以说十分分散。他们有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的地下企业主和销售商，有偷采国家重要矿藏金矿的“金把头” 和淘金户，有贩运、倒卖、走私黄金的“金贩子”，有偷盗、挖掘、倒卖、走私文物的文物贩子，有贩卖毒品的不法分子，有拣破烂兼偷公用和他人财物倒卖的“拾荒者”，有从事色情服务做皮肉生意的“鸨头”、“皮条客”和卖淫者，有倒卖假发票的空头生意人，有制售黄色书籍和音像制品的制黄贩黄者，有向境内外拐卖妇女儿童的人贩子，有黑社会打砸抢犯罪集团头目成员，有偷税漏税的不法经营者，有贪污腐败的政府官员，有敲诈勒索的政府和行业部门业务工作人员等等。
“地下经济”能获百倍暴利
这些人的收入虽然无法准确统计，而且就连这些人的身份都难以确定，但是他们确实存在，并且人数已经不少。他们以各种假身份混迹于社会，并且在名义上做着某种正大光明的职业。这些人大多数只有被绳之以法后才能真正知道他们干什么营生。从事地下经济的这类人员的收入很难确切统计，但可以估计从几万元到几百万、上千万乃至上亿都有可能的。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者的收入，从生产假名烟名酒者作一比较估计，他们都能获得暴利，且能逃避纳税。同合法经营者比较，他们能获得高出几倍乃至几十倍、上百倍的利润。走私文物、黄金、毒品的贩子通常都携几十万、上百万元巨款进行交易，其规模远非个体经营户和私营企业主能比。开假发票者仅举一例，常州市查获的一张发票上写着坯布55620米，金额是124032元，而存根上写着8节高能电池，金额是1．52元。只该假发票者一人就用这种手法隐瞒营业额409万元，偷税38万余元。向境外拐卖一名妇女可得7000－10000美元。在一些高级宾馆从事色情服务的小姐每日的收入可在数百元到上千元之间。政府部门腐败堕落的干部其收入更是高得惊人，这一点从已经受到应有惩罚的成克杰、胡长清等人身上得到了印证。
四次机遇造就中国富人
然而，对于日益成形的富人阶层来说，显然还应该有更具体的机遇和对机遇的把握。对曹子玮而言，中国城市富人致富的原因简而言之，是“市场化的结果”。曹子玮将他的市场化过程与结果分成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市场化的最早期，是流通领域的市场化。最主要进入这一领域的是待业青年，甚至两劳释放人员等城市边缘人群，相对文化层次较低。在80年代中期，他们以个体户之名而存在。通过也相对简单的方式迅速获取财富，由此形成了中国的第一批高收入群体。这一领域获得暴利的日子，在90年代初便告结束。
第二阶段：生产资料领域的市场化。这一时期开始于80年代后期，当时的“双轨制”政策是促成这一领域市场化最重要的动因。钢铁、木材还有土地等等在计划内外的倒腾，十分容易取得超额利润。这样就诞生了中国的第二批高收入者。
第三阶段：金融领域的市场化。随着金融债务、上市公司的大量出现，中国又诞生了第三批高收入者。这一时期在90年代初。这一批高收入者又有不同的层次分别，首先是上市公司本身的工作人员，因为他们更容易获得原始股。其次是上市资格的审批者；第三才是部分股民。
第四阶段：知识与技术市场化。发生于90年代中期的这一过程，比前面的所有过程来得更为迅速。他们形成了中国的第四批高收入者。
在曹子玮看来，前三个领域的市场化是呈爆发式的，所以也会很早就成为过去。而知识与技术的市场化由于门槛较高，将会有相当时间的持续，而未来会更多地产生富裕者。
摘引自《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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