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杨小薇 尹小山
传说中国进口的第一辆汽车献给了慈禧太后，慈禧太后见后感到非常新鲜，就想让司机开车带她在紫禁城里转一圈。司机坐到驾驶座上刚要启动，没想到慈禧太后突然勃然大怒：以前抬轿子的都是在轿子外面走，我自己坐在里面，怎么你现在和我坐在一起还背对着我？文官大臣们在我面前都要跪着，你一个车夫竟敢坐着？司机见太后大怒，吓得忙跳下车来跪倒在地，高呼饶命：不是奴才胆大，而是开车要用脚去踩油门，踩刹车，跪着实在没法操作。太后想想也对，可心里又想：臣跪地面君可是千百年来老祖宗留下的规矩，我总不能为了坐汽车就伤了风化。于是，这辆花重金买来的汽车只好束之高阁了。这样的故事今天听来只是笑料。但当我们对所有的“泊来品”都理直气壮地提出“是否符合中国国情”的质疑时，是否想过这100年前的笑料还有一个顽固的小尾巴留在我们的潜意识里呢？
汽车是工业经济的宠物；计算机、互联网、电子商务这些新经济的宠物也已经挂在从政府官员到学者、商人各方人士的嘴边。不过，100年后的我们聪明了很多：如果慈禧太后能活到今天，我们能让她看到：汽车可以 “跪着开”。
中国电子商务领域已经出现了首批在可预见的未来能够盈利的公司。其大部分之所以能够盈利，是因为其背后有强大的政府资源支持；有了靠山就好办事。但还有另外一种电子商务模式：中国地方与地方、部门与部门之间的权力冲突几成传统。谁能有足够大能量，协调好各个部门的利益关系，在不失真的情况下将其权力平移到数字空间，这样的人做电子商务似乎才有成功的可能。如果将之称为“电子商务空间里的权力数字化”，或许是一个妥帖的称谓。然而，电子商务，这辆信息时代“跪着开”的汽车，不知能以多少迈的速度在高速路上奔！
计划色彩的政府功能，转型中的市场经济。那么，数字化之后的权力，在并不规范的市场经济中真的能够推动中国电子商务的发展吗？如果真的能够推动，那么，电子商务这种体现技术先进性的商业思想将以怎样的方式来回报权力的赐予呢？
这就需要在实践中寻求答案了。
错位的主宾
北方跨世纪的这个冬天雪分外多。坐落在渤海之滨的烟台，元宵节的早上天空不时飘来雪花，滨海大堤上冷冷清清，石凳上结满了冰凌。就在海堤尽头的酒店里，一家从事煤炭电子商务的网站宣布启动了。
2月7日上午10：30，在山东省烟台市的滨海假日酒店的二层会议厅里，主持人宣布：“中国煤焦数字交易市场启动新闻发布会正式开始。”主席台上，煤焦数字市场的主人——源通煤焦电子商务公司的董事长赵国豪并没有像通常的新闻发布会那样坐在中间，而坐到了会议桌的最右边。到会捧场的国家经贸委和山西省政府有关部门的好几位领导被请到了主席台的中间。赵董事长的发言被安排在倒数第二，前面全是政府官员的贺词与勉励之辞。主人的声音被淹没于客人之中。
如此主宾错位的情形不仅出现在新闻发布会现场。在2月7日下午召开的中国煤炭行业信息化高峰论坛上，以及晚上借着元宵佳节的名义举办的答谢宴会上，都可以频频见到：源通公司的经营者跟随在山西省政府有关部门的领导人的身后。在不经意间，中国煤焦数字交易市场被打上了鲜明的山西省政府的烙印。
中国煤焦数字交易市场是由占全国年煤炭总产量15%的山西8大国有矿务局，与山西省煤炭运输公司、山西省乡镇煤炭运输公司、山西省煤炭进出口公司以及山西省信息集团等16家企业出资组建的股份制公司——源通煤焦电子商务公司推出的煤焦网上交易平台，也是股东企业实施电子商务的指定网上交易平台。它刚刚注册完域名，预计今年第二季度才可以实现网上交易。它的启动仪式之所以选择在烟台举行，是因为2001年全国煤炭交易定货会刚在烟台市开幕。
全国各地约有几万人来到烟台就是为了参加这个定货会。烟台全市45个各种档次的宾馆为之爆满。听煤炭业内人士说，这样的规模比起计划经济时代的全国煤炭定货会议的盛况来，已是式微了不少。那时的全国煤炭定货交易会动辄上十万人，会期动辄一个月。随着全国煤炭交易会的式微，在计划经济时代各地抢着举办的交易会，如今也由香饽饽变为烫手的山芋。与会者纷纷猜测或预言，这次定货会很有可能是最后一次了。
据深谙煤炭行业内情的人介绍，这样全国规模的煤炭交易定货会其实主要是为了山西的煤炭而召开的。目前山西的煤炭年产量占全国的1/4，但由于山西省内对煤炭的消费仅是其产量的一小部分，它的煤大多数需要销往省外。山西煤炭的省际调拨量占到全国煤炭省际调拨量的78%。由此，才有了“全国煤炭交易会是为卖山西的煤而办”的说法。可见，这样的交易会对处于买方市场的山西煤炭行业而言意义举足轻重。山西省政府领导千里迢迢赶赴烟台，亲自承担了煤炭销售员的角色，笑容满面地面对来自全国各地的客户。官员们将本来在交易市场中的主角挤到身后，自有其本身的道理。
煤炭经济是山西的龙头产业与支柱行业。有关资料显示：山西煤炭的资产原值占其全省工业资产固定原值的36.8%；增加值占山西全省工业部门创造增加值的37%；实现利税是其工业企业利税总额的37.4%；如果把与煤炭相关联的各项政策性专项基金收入一并计算的话，山西的煤炭工业收入可占到全省可用财力的50%以上。从这一系列的数字中可以看出煤炭工业对山西省经济的重要程度。于是，在竞争激烈的买方市场里帮当地的企业把煤卖出去自然也就成为山西省相关政府部门的工作重点。所以，在这次交易会上，山西省选择这个时机推出了中国煤焦数字交易市场，其良苦用心可见一斑：当有着浓厚计划经济烙印的“骡马市场”寿终正寝后，山西煤炭行业能够借助信息技术在数字空间拥有一个继续帮他们卖煤的数字化的“骡马市场”。因此，这个电子商务网络的主要任务就是将煤卖出去，至于电子商务这种信息化手段能否带动相关的工业化发展，能否通过信息技术手段引入现代化管理，那是煤卖出去以后才能谈论的事情。
源通公司的有关人士一再强调，这个煤焦电子商务网是完全市场化运作的一个中立的第三方中介平台，欢迎全国煤炭市场的买方与卖方自由进入。即使是山西省与会的官员也是这个“市场化”声调，但又是怎样的机制能够确保山西省外的煤炭在不遭遇任何歧视性壁垒的情况下，与山西省内的煤炭在平等的条件下进行自由交易？无论源通还是官员，都没有把这种机制讲清楚，讲得令人信服。怎么能讲清楚？源通煤焦电子商务公司的股东是山西8大矿务局以及相关联的煤炭企业，这些国有企业的背后是代表国家利益的政府这个大股东。三位一体的利益纠缠在一起：负责市场监管的政府功能被牵涉到企业的利益追求中，政府的全能体制加上企业为实现利益最大化而追求垄断地位的诉求，这个煤焦电子商务网的出资者怎么能够允许外省的煤炭争夺自己的客户？在政府省际煤炭调拨的压力下，即使8大矿务局也被要求其生产的煤炭只能在煤焦电子商务网上销售，不能转而跑到其他电子商务网上去。在这一环一环的利益链条中，最后一环的政府显然占据了最大的主导权。
但是，由于看得见的手设置了进入壁垒，市场经济的自由选择机制无法实现，那么电子商务这种信息技术手段在非正规的市场规则中能够起到降低交易成本的作用吗？
在煤炭行业信息化论坛上，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张维迎教授曾尖锐地指出，山西省政府要求“不能肥水流了外人田”，明令省内8大矿务局要上网就要上自己的煤焦网，这种做法无疑剥夺了市场机制下企业的自由签约权。因此，张维迎说，“希望山西省政府能够有气量，平等对待中国现在的10个煤炭交易平台”。然而，类似的自由签约权利论在“三位一体”的利益综合体面前很是苍白。在这个市场中，各种角色划分不清，企业要帮助政府实现管理社会的功能，而政府往往承担着商业利益诉求。在地区经济发展越发不平衡，竞争越来越激烈的情况下，不仅企业要求政府利用行政手段保护本地的商业利益，就是地方政府本身也具有设置壁垒、防止外来商业力量入侵的本能冲动。放弃保护、开放市场，这并不是有“气量”就可以决定的。
依赖政府的苦与乐
源通公司的董事长特别助理李燕生，是中国煤焦数字交易市场董事会心目中最佳的CEO人选。当没有了政府官员环绕时，李燕生作为煤焦数字市场真正的经营者开始浮出水面。他操着浓重的山西乡音，毫不掩饰自己对煤炭的感情。他有着性情中人的坦率。在他的坦率中，可以听出中国煤焦数字交易市场最大的功能就是“为我所用”：“因为山西煤炭的省际外调量占全国的78%，我们的销售压力与河南、山东等省煤矿企业不在一个层次上。当然我们也欢迎省外企业进入 。”
互联网给中小企业、地方性企业创造了一个面向全国乃至全球市场的机会。但山西省政府以“为我所用”的思路对企业的经营进行指导，甚至说是干预，那么外省煤炭在这个数字市场就很难发现自己的位置。当然，对于李燕生来说，这个数字市场中“来的都是客”，多多益善，不管它是山西的还是省外的。但“三位一体”的利益综合体在地方利益与企业对利益最大化诉求发生矛盾时，把握主导权的政府一环要求最后一环放弃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标，转而为地方政府一环的利益最大化服务。在三环的利益纽带牵扯下，李燕生选择了向前者让步。
于是，看不见的手无疑落了下风。
目前，李燕生还没有得到董事会的最终任命，煤焦数字市场还处在“公司组建、团队建设、落实办公地址、制定计划，争取在第2季度实现网上交易”的筹备阶段。在“八字还没有一撇”的状况下，他已从山西省的有关部门领取到了今年要实现50亿元的网上销售额的目标。“我都不知道这个目标是如何制定出来的”，李燕生的话中透出几分尴尬与无奈。李燕生希望可以在两三年内把煤焦数字市场“推向国际资本市场”，因为在中煤信托做过多年资本运作的他深知，“只有绝对没有政府背景的企业”才会得到国际资本市场的接纳。这时候，李燕生已经说不清楚“政府的扶持”是煤焦数字交易市场的第一推动力，还是其实现市场化运作的阻力了。尽管他一再说“我会把握好分寸的”，但由政府与股东无偿或以极低成本出让给他们的资源与资本，是煤焦数字市场借以生存的生命线。如何既能利用政府的资源优势，同时又不为其所累？方式和时间的把握都至关重要，但事情的发展并不总是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这就是李燕生“忧虑的大难题”。
其实，很多的企业像李燕生一样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与政府的关系到底怎么搞？在中国转型经济中，政府不仅仍然掌握着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优势资源，而且其全能体制下的政府功能仍然渗透在经济领域的每一个角落。这就意味着企业家不傍着政府，往往就干不成事，就发展不了；但一傍上政府，企业家又将背负很多本不该由他们承担的东西，变成一个砣。这样，企业在后续发展中照样没办法避免会遇到政府问题。
李燕生的难题也就在这里。在煤焦数字交易市场处于起步阶段的时候，政府的计划功能可以在短时间内配置资源，数字交易市场有可能在短时间内实现盈利；但同时，行政的功能还能够在电子商务交易中架设起一道数字壁垒，以保护代表政府利益的国有企业在这个市场中获得最大利益。但这是与数字市场本身的利益追求发生冲突的。
数字交易市场在烟台发布期间，人们已经从反客为主的戏剧中嗅出了数字壁垒的味道。深圳大学的经济学学者薛兆丰说，政企角色不分，政府和企业的利益纠缠在一起，这会导致政府推行的“扶持”经济政策，在对待扶持范围以外的对象不可避免地会带上歧视色彩。政府扶持了一些企业，无形中也就压制了另外一些企业；扶持了某种技术，也就抑制了另外一些技术的发展；扶持了某个行业，也就阻碍了其他一些行业应有的发展。但实际上，最具有生命力的企业、行业、技术往往不是扶持的结果，而是在市场环境中竞争出来的。政府总是以为自己看清了最优秀的技术、最有前途的行业，但即使当时是对的，技术与行业的发展也会使情况很快改变。“回想一下，王安电脑、苹果电脑、DOS操作系统、Windows95操作系统，这些都曾经是最好的东西。如果政府当时扶持它们，把它们指定为‘标准’，规定人人都得使用它们，那都是没错的。但情况很快就改变了，现在它们都落伍了。所以，幸好没有政府的‘照顾’，不然我们就仍然停留在当时‘最先进’的产品上，而且永远不知道原来会有更精彩、更便宜的产品在后头。所以政府推动，大搞科技运动，这对于IT的发展、地方产业的发展，可能是有立杆见影的好处。但是没有人会考虑到扶持所带来的机会成本。”薛兆丰说。
吃透政策
“我们每开发一个省，首先就要建立好人力资源。”海虹控股总裁康健揭示出他对人力资源的理解：“人力资源就是人际关系的资源。这是中国最最重要的资源。”此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已然决定采用海虹药网作为北京地区16家军队医院的药品采购平台。据说，一年的采购额可达上亿元。
身为上市公司的海虹控股，在2000年年报中是这样向它的股东报告海虹药网的——“医药电子商务是海虹控股2000年下半年的网络投资重点。公司根据国家对医疗、医药、卫生行业改革的要求和广大人民群众对抑制腐败、降低药品价格的强烈呼声，及时推出了海虹医药电子商务解决方案。”2000年10月5日，海虹药网第一次承办了海南省药品的联合公开招标采购；至今不到半年，海虹药网不仅在海南、北京开始了实际交易，而且组建了海南、重庆、河南、北京、济南交易中心；与云南、四川、天津、吉林、陕西、青海、新疆、山西、解放军总后勤部的合作也已进入了实质准备阶段。
康健将此称之为“海虹医药网具有半年的先发优势”，虽然他承认半年的时间优势还没有给其带来绝对的领先。领先优势并不是简简单单说出来就能够实现的。康健的观点是，中国电子商务要成功，就要把握好两点：
第一，吃透政策，适应政府，有政府推动就能做。从海虹的年报可以看出，海虹药网的发势是缘于他们吃透了国家医药改革政策——“医药改革是所有的老百姓关心的事，也是政府急于想解决的事。政府已经把这件事提到议程上来了。”
在这样的经商思想指导下，人们会发现海虹药网发展的时间节点与国家一系列政策的出台时间上的巧合并非偶然：
1999年11月1日，国家经贸委下发《深化医药流通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文件指出，要“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网络技术，逐步推进医药电子商务”。2000年1月，海虹开始在收购的河南省医药电子商务系统技术平台上做第三期开发；
2000年2月21日，国务院转发了国务院体改办、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财政部、劳动保障部、卫生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和中医药管理局联合发布的药品流通领域的指导性、纲领性文件——《关于城镇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指导意见》。文件再次明确规定，“要积极利用电子信息网络技术”；
2000年4月，卫生部下发了《关于加强医疗机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试点管理工作的通知》。同期，海虹药网已完成了技术平台的开发；
2000年7月，卫生部、国家计委等下发了《医疗机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试点工作若干规定》，确定河南、海南、辽宁、厦门四省市为国家试点地区。其中河南、海南两地便选择海虹药网作为试点工作的平台。
康健说的“吃透政策”，使人不由地联想到清末的巨贾胡雪岩的那句“顺势而为”的名言。“红顶商人”胡雪岩周旋于官府之间，捕捉商机。这个“势”包含着很多东西——认可、信息、机会、权力以及将权力货币化。康健把“人力资源”解释为“人际关系资源”，这颇值得玩味。“比如，咱俩坐在一起谈这个合作，谈得非常融洽，那你就没有必要再去和第三家合作。”康健用这样一个比方将原本复杂的人力资源概念简而化之。“很多东西没法特别明晰地公开，只有到了一定程度我才可以解密。”
药品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往往需要与相关政府部门打交道。因此，搞好人力资源建设就显得尤为重要。搞得好，就能够抓住市场；搞不好，市场摆在你面前你也抓不住。权力资源掌握在特定的人手里，把握住人就把握住了权力。电子商务领域哪怕处处都是高科技，也改变不了中国流传下来的这个游戏规则。现实的经济生活越来越多地依托数字网络，权力也在逐渐地向数字化演变。谁能够把握住权力数字化的根子，谁就可能在中国的电子商务领域搞成功。
但光是吃透政策还不够，还要具有第二种能力：搞定政府。
比如，目前，中国药品市场中已经建立起了分散的购销市场体系，其价格也是完全放开的。但是药品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国家对其又不能完全放手，所以，药品流通的市场体系仍具有浓厚的行政色彩。在药品的生产、流通、消费各个环节分别有不同的行政部门把守，它们涉及到了上文提到的联合下发药品流通领域改革指导性、纲领性文件——《关于城镇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指导意见》的八个相关部委——国务院体改办、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会、财政部、劳动保障部、卫生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和中医药管理局。由于部门牵扯多，难免会出现一些条块分割和相互之间在利益上的不认同。比如说，卫生部门单搞电子商务平台，药监局不同意就没法用；药监局也搞了八个试点，但这八个试点全是经销公司，卫生部门就根本不上网交易。
因此，无论由牵扯在其中的哪一方来搭建药品流通平台，由于利益上的不中立，都会使得平台难以得到其余各方的认可与支持。在这种情况下，能得到政府方方面面认可的第三方或代言人就成为一种稀缺资源。康健说，“只有我们能中立”。但仅有中立还远远不够，单纯强调医药网的技术力量也不足以成功。最终的通关路是要利用自己的关系资源协调各部委之间的利益冲突，从而成功得到各大部委的认可，这才是海虹药网能够领先其他觊觎者的最大底牌。这件事情，换了别人，还真没有这么大的能量。
为了维护得来不易的各方认可，康健将各方的利益都在这个平台上有所体现。例如，市场准入还是由药监局做，网上一样承认药监局的管理权。“政策层面的事，别人做不了。但是真的很难，一想这个工程，哎哟，我们都头大，八部委为一件事协调，能扯半天。”中央各部门之间的权力冲突给海虹创造了腾挪空间。康健承认不同部门在数字空间的权力，并帮助他们把各自的权力不失真地平移到数字空间，于是，海虹药网就得到了这些部门的认可，他们的认可就是今天的海虹药网在市场中攻城掠地的通行证。
不仅康健，张树新也把电子商务与数字化权力的紧密连接视作电子商务成功的关键条件。
由张树新执掌的联合运通投资顾问公司是煤焦数字市场的战略顾问与管理顾问。煤焦数字市场背后的政府扶持、传统产业与垄断资源使她当初对这个公司发生了兴趣。张树新认为，身为IT界人士的她，在此之前“玩”互联网、电子商务，都是“关起门来在IT圈子里玩，尽管很热闹，但没有与传统行业的应用结合，一直是在边缘部分操作”。煤焦数字市场的出现让她看到了进入“电子商务中心地带”的路。当她询问通过各种途径找到她的煤焦数字市场的人——“由山西省政府推动，国有企业出资建立的源通煤焦电子商务公司是不是又一个国有企业呢？”，得到的回答说“不是。我们希望进行市场化的运作”后，张树新接下了这个项目。煤焦数字交易市场不是国有企业，没有国有企业的包袱和弊病，又背靠着强大的政府权力资源。这样的电子商务没有理由不成功。
想进入“电子商务中心地带”的张树新今后会遇到与李燕生一样的尴尬：在她进入的这个游戏场中，前一天还在互相打着价格战的大同矿务局与阳泉矿务局并不是被完全市场化的资本纽带联到一起的，将他们联接在一起的是政府的手。这只手尽管使煤焦数字市场的赢利目标“可以分分钟搞定”，但它既是规则的制定者，又是资源的出让者，还是利益的获得者，如此深的纠葛缠绵在一起，岂是可以轻易分拆的？语言上的否定并不能抹杀它实质上的存在；同样，语言上的承诺，也并不能改变煤焦数字市场非完全市场的背景。想让一个“壁垒”催生出来的孩子，按市场机制长大，尴尬、冲突迟早会出现。
政府权力资源是一柄双刃剑。但权力数字化对整个社会经济全局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这种权力的网上平移就是权力的数字化。”说这话的人是中国商业联合会信息部部长王耀。他认为，比权力的平移“更可怕的情形就是权力借助数字手段被扩大化了。”政府部门为了响应政府上网工程，把一部分行政职能放到网上去实现。但交易成本并没有随着权力数字化而降低，网上要走的程序一点也不比网下走的少：该联络的感情还要联络，该拜访的人不能不拜访，要盖的公章也一个都不能少。反而，新的技术还有可能使他们比传统方式要多打通一个环节、多支付一笔费用。
企业也为了响应企业上网工程，开始实施电子商务，不成熟的市场体制并没有因为应用新工具而得到革命性的改造。结果要请的客还要请，该拿的回扣私下里还会要，网下的功夫做足了、做够了，再在网上履行一下手续，走一下过程。这样的新技术，得益者自然欢迎；而既得利益受到冲击的，因为体制与环境并没有跟随工具一起更换，他们可以随意放弃新工具或是只将它们当作摆设。科学技术对市场的推动力就这样被消灭在手段之外了。
“工具的更换，非但没有减少环节、节省费用、提高效率，倒使网下的权力在网上扩大了。”在电子商务应用中，数字化权力产生的杀伤力可能比直接的政府干预更具破坏性，因为规则并没有创新性的提高。
在烟台时，张树新曾感触道：“中国电子商务往往承担着一些商务之外的东西，比如，带动管理、改变流程，甚至反腐败。它太沉重了！”相信身处其中的人都有这样的感觉。
化解看得见的手
许多人都同意“‘政府扶持’是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电子商务道路”的说法。这种说法，无疑给电子商务中看得见的手一个合法的身份证。
位于广西南宁的中国食糖网实现交易一年多以后，在2000年一年中竟然产生了900万元的利润，反馈给它的投资者达50%的回报率。如此高的投资回报率令许多成功的风险投资项目也只能望其项背。食糖行业在广西经济中的地位与煤炭工业在山西经济中的地位同等。如此丰厚的投资回报率，似乎只有占有政府出让的稀缺性或垄断性资源才可以获得。而选择我国食糖主产区——广西——作为食糖网所在地总让人觉得投资者就是为了得到“当地政府的照顾与扶持”。
我国的食糖市场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便开始逐步放开。当食糖网开通时，食糖只是一种完全市场化运作的大宗商品而已。食糖的经营权已不再是广西当地政府吸引投资的一种稀缺资源。
李雯峰是拥有食糖网80%股份的北京金网安泰公司派出的经营者。李雯峰称，当初选中广西只是因为那儿是我国食糖的主产区，又有一个有形的批发市场可以做为依托；在这个基础上组建的无形市场先天具有的不过是一些吸引力或权威性。除此以外，他坦言道， 重要的是拥有资本与技术的北京金网安泰公司在广西受到了公平的对待，购买到了他们想要的资源——开办食糖网。
作为投资者，他们当然希望自己的投入能获得最大收益。在进入之初，他们不免担心食糖网会沦为广西自治区一地销售食糖的新型工具，而使他们失去全国其他地方的市场，所以，他们当时与广西食糖批发市场约定：“对上食糖网交易的买家与卖家不论产区”。当初“潜意识里”害怕出现的地方政府的干预后来并没有出现。他们从当地政府得到的只是“舆论的支持和其他高科技企业一样的税收政策”。在取得公平待遇的同时，意味着食糖网就失去了“得到政府照顾与扶持”的机会。在采访时，李雯峰毫不犹豫地在两者中选择了前者——公平的机会。无疑作为一个商人，他懂得公平就意味自由与权利，要想获取公平就必须维护公平，按公平的市场规则继续操练游戏，这才是他以后可以继续得到公平的必要条件。
“广西自产的食糖今年一二月份的销售量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5%至20%。这种增长是由许多因素促成的，这其中肯定有我们食糖网的一份功劳。”回馈很快反映在了“有气量”平等对待食糖市场中的利益主体的广西地方政府身上。
与经济学学者不同，社会学学者更愿意把规则的破坏者称之为“越轨者”。当所有的市场主体处于一个能够平等地取得资源的完全市场机制之中时，置身其中的技术、资本提供者和获得者，还有企业与政府，都不能被称为“越轨者”，因为他们遵守规则。
电子商务作为市场经济提高效益、降低成本的最佳工具，它最需要一个没有越轨者的良性运行环境，从而在经济基础层面，实现生产力（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改造。在我国，因为有越轨者的阻滞，使调节市场的那双看不见的手为看得见的手所替代，政府干预、权力在数字空间的变异让新技术的作用大打折扣，从而由市场的推动者沦为一种简单的工具。可悲的是，它还被大家赋予了很多不应由它承载的沉重。
摘引自《IT经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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