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就业形势及政策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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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逐步到位,结构调整的作用逐渐显现出来,预计2000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将止跌回升。这对于就业来说是长期利好的消息。联合国计划开发署的《人类发展报告》指出:“就业机会的扩展依赖于经济增长和人类基本能力的提高。但是如果不实施某些辅助的政策,经济增长是不会主动转化为就业机会的扩大的。” 扩大内需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因此对增加就业是有利的。然而,在扩大内需的过程中我们要选择适当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才能保障就业机会的增加。

   没有就业岗位增加的经济增长对于今天的中国没有任何价值。这也许是耸人听闻,但是我们要避免这种事态。因为没有就业机会增加的经济增长或失业型的经济增长在这个世界上是的确存在的事情。因此,选择什么样的经济增长方式在今天变得非常重要。

   失业问题往往涉及到社会底层问题。而通货膨胀问题涉及面更普遍,经济损失往往是社会高层最大。所以,反失业比反通货膨胀更能体现人类关怀。政府要帮助脆弱群体或者是处在不利地位的群体实现再就业。当前的脆弱群体是下岗职工、长期失业者和残疾失业者。

   增加就业机会要靠经济增长,我们更要设计一种经济低增长时扩大就业机会的办法。这样只有在原有经济规模的结构调整中想办法。增量调整是对的,但是解决我国的就业问题光在增量上想办法是不够的,也是来不及的,因为增量调整太慢了。经济结构调整要在产业结构、企业规模结构方面多作文章,社会结构调整要在教育结构、所有制结构和用工制度方面多作文章。

   2000年我国净增劳动年龄人口预计为1171万人,劳动力自然供给的压力有所减弱。按照78%的参与率计算,大约有910万人需要就业。如果2000年经济增长速度达到8%,最多也只能新增就业机会640万个,所以2000年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局面依然比较严峻。此外,2000年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的改革任务仍然十分艰巨,有大量员工需要分流。面对如此紧张的就业形势,必须采取有效的扩大就业政策。近期应考虑着重于调节劳动力供给和市场供需平衡,长远着重于调节劳动力需求。

   ———以协调发展为目标,加快城市化进程,让农民工变成城里人。城市化不仅是现代化的要求,而且可以促进建筑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进而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城市化首先是把原有的就业“蛋糕”做大。农村剩余劳动力分配的主要不是原有城镇劳动者的就业岗位,而是新增的就业岗位。树立这个观念对于缓解整个就业形势非常重要。因此,应该大力推进城市化进程。

   ———以提高劳动力素质为目标,通过大力发展非义务教育,促进中高等专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发展,可以明显降低青年(16-24岁)劳动力的参与率。为此建议,从2000年起大学招生规模和中等专业学校招生规模每年递增20%,这样今后三年内可以延缓457万适龄青年就业。与此同时,普通高中招生规模每年递增10%,可以延缓248万适龄青年就业。这样做可以调动家长、学生、学校和国家多个方面的积极性,效果可能比正在推行的劳动预备制更好。

   ———在调整经济结构的同时,要注意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企业,不断扩大就业容量。鉴于我国的特定国情,在未来经济发展过程中,就业容量的扩大始终是一个必须特别关注的问题。为此,在产业结构、企业结构和所有制结构调整的过程中,要努力兼顾提高经济规模的就业密度。我们应该在维持和提高就业弹性方面作文章,使原有经济规模和经济增长中的就业容量都有所提高,从而确保就业机会的稳定增长。今后在产业类型和企业类型的调整上,要注意兼顾劳动密集、资本密集、技术密集产业和企业的协调发展与合理布局,使国民经济发展在全局上既能保证有足够的科技进步和效率提高,又能兼顾大量劳动力就业,维护社会稳定。

   ———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合理调整社会保障覆盖面和水平。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社会保险改革的目标应该是“低水平、广覆盖”。“低水平”是指在进行有关社会保障制度设计的时候,保险水平要量力而行,否则会给未来带来沉重的负担,也不利于保持市场的活力。“广覆盖”是为了尽量消除劳动力在市场上流动的制度障碍。

   ———以增进社会公平和社会融合为目标,对特殊困难地区和特殊困难群体进行必要的扶持和帮助。对经济不发达地区、老工业基地,特别是以资源开发为主且资源趋于枯竭地区的就业问题要采取特殊措施。对一些难以通过培训进入劳动力市场体系实现再就业的特殊困难群体,如年龄偏大、文化素质低、又长期在国有企业工作的老职工可采取建立生产自救基地或以工代赈等方式予以妥善解决。

   ———以改革和发展为目标,把失业率控制线提高到5%。一方面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使社会对失业率的承受能力不断提高,另一方面,劳动力要素调整必然带来隐性失业的显性化。从数量上来看,近期经济发展不可能解决所有的就业压力,这样失业率水平就不可避免地会有所提高。出于改革和发展的需要,近期城镇失业率的控制目标可以定在5%。这个失业水平既可以为改革和发展提供必要的调整空间,又可以保持社会的基本稳定,是一种现实和合理的选择。 (●杨宜勇)

摘自《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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