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很高兴能有这次机会参加新世纪企业清华大学高峰会。应该说，二十一世纪是全球化经济的时代，高科技产业会成为社会生产力和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在新世纪开始的时候，以知识和资本为主题的研讨是很有意义的。下面，我想就这个题目谈一谈。这个题目对于中国的经济，对于亚洲国家的经济来说，是一个比较新的题目。虽然在最近几年也有相当的发展，但是这里的问题仍然很多，我想就几个问题谈一点自己不成熟的看法。
首先就是要解决知识的价值和所有的问题。就是要有知识产权，知识的价值和知识的产权在现在新经济的时候受到了高度的重视。但是，在二十世纪刚刚过去的时候，我们回顾一下过去，会看到过去很长的时间内，特别是在工业生产和工业经济是经济的主导方面的时候，在那时候，知识的价值是没有得到真正和完整的体现的。
所有的知识，在那个时候都被处于整合过程中，而且按照生产资料的价值来确定它的价值。在过去，由于项目的立项、建设、投产，以至销售都是在政府的管理之下，所以那个时候政府各个部门及地方政府主要搞的都是工业生产，所正式的是生产过程所需要的知识，现在情况有了相当大的变化。如果回到我在清华大学的六七十年代的时候，生产过程需要的知识大大的减少了，不再需要那么多人做那么多具体的工作，比如说像半导体、芯片的制造，以及汽车，比较典型的工业产品，机械制造产品，都曾经是复杂的生产技术和很长的工艺流程的组合。在现在变得非常简单了。
在软件的控制下，整个过程把过去需要人来直接干预的和操作的生产过程变成了软件内容，知识在软件当中被固化，操作也大大简化了。
我前不久看长春汽车厂看汽车装配生产线，非常简单，不需要太多的工人，过去一个汽车生产厂成千上万人的景象已经基本上消失了。根据生产规模的大小，可以有30%以上的机械手或者70%以上的机械手，规模再大一些，有80—90%的机械手可以完成大部分的装配和生产过程，最后的工艺也变得非常简单，质量非常高，由于消除了中间人工的环节，质量就非常高了，成本也很低。所以说知识的变化非常快，每十年，甚至每五年就会有很大的变化。计算机的芯片，就是半导体的芯片，每十八个月就更新一代，这样的速度，靠一两个人，靠过去那种创新速度来讲是很难跟得上的。而且，在这样的一个生产高度社会化，分工高度专业化的情况下，单独的一项专门的知识，拿到市场上去，不是在每个地方都这样的，只有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下才有价值。
现在跟过去的最大的不同，过去很长的时间，知识是被组织起来，组合到生产过程当中去，以人的形式来出现的。现在，它是以计算机和信息以及软件的方式来连接起来，连成一个整体，很大的程度上，不再是用组织方式，而是用市场的方式，用交换的方式，这就把生产的过程社会化推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新的领域。在这个领域里头，个人的价值和地位发生很大的变化，知识必须在一个新的体系内发挥作用，而且必须在市场上取得价值，要跟最终的产品发生联系，但可能，专利技术的出售、发明，要经过很长的生产链，才能到最终的产品，但是所有的中间产品，也都是市场为前提。这样一个新的形态，对知识要求有很高的知识产权和价值的衡量。必须有新的整合方式才能产生价值，换句话说，知识每往前走一步，都取决于在市场上的反响。增加的知识创新的附加值，在市场上被认证一下，看看你的价值到底有多少，定价。而过去靠其他方式组织生产，没有这个内容的。所以说，知识的商品化和高新技术产业，在这个时期是一个最重要的新的特征，也是它的生命力所在。应该说，在这个时期，它是离不开金融和资本的支持的，必须有金融和资本的支持，它才能前进。
网络经济和网络技术，也代表着新的生产力，至于它的作用的大小，现在大家看法都不一样，没有关系，只要它在新的经济中有立足点，就会不断地扩张、发展，如果说扩张过头了，市场会再去调整。现在纳斯达克股市下跌，也是对前一段的调整。但是，网络仅仅是开始，互联网只是一门技术，没有资本的推动，没有资本的推波助澜，它不可能变成一个经济体制，只有资本的推动，它才有今天的身价，才有今天的作用。过去一个技术变成价值，中间要经过很多链条、环节，刚才我说了，很多靠人为的组织，这是其中一个，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将来的一个产品，或者一项服务当中的价值，能不能实现出来，完全取决于是不是能够成功地把它做出来，比如说过去的产品，汽车、电视机，你有很好的技术，但是汽车没有实现出来，你这个技术也实现不了价值。但现在不同了，现在一个一个环节都有双重道路，每一个技术发明，马上就可以在市场上定价，马上就可以找到买主，把将来的价值在今天确立，而不是把将来可能实现的价值推到更远的将来，产品被验证、接受之后，才能完全实践出来，那个实践只是最后的一个验证。现在市场最好的一点，就是把你将来可能在市场上的价值，今天就定价，今天就卖掉。这个跟股票有很大的相似点，后面要讲到，知识创新和风险创业，为什么需要资本市场的支持，资本市场的支持很大程度上是把风险证券化，我认为这个证券化是一个进步，我后面会说的。
网络技术能有今天这样蓬勃的发展，不仅在美国，在其他国家，也都得到比预想的速度要快的发展，确实得益于发达的资本市场，一个逐渐积累、完善的风险投资的机制。刚才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知识，要有知识产权，这样才能作为商品，它应该尽快地进入市场，进入市场，不仅本身作为商品可以卖给别的公司，别人用你的技术，更重要的是应该得到市场上的认可。这种商品化的过程，更大程度上是靠资本市场的推动，而不是靠自己的价值。
如果说，在市场上，有一批风险投资者，在不停地寻找各种投资机会，这些人都是用相当的现代科学技术的知识武装起来的话，他们会比个别的企业领导人更有眼光，更准确，更没有遗漏，发现机会。每个知识创新产品的价值，推测将来的价值，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我下面讲第二点，传统的金融框架是难以满足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的。在科技创新和融资之间，缺少风险投资的纽带，这是过去长期以来存在的问题。而融资的问题，关键是要有一个风险的充分认识，风险的充分认识就取决于信息的披露，信息的充分披露就取决于市场机制的完善和监管体制的完善，在这样一个新的环境下，风险创业者，技术的发明者，风险投资的基金，以及金融体系都各有不同的角色。金融体系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市场监管，市场透明度的不断提高，对于广大投资者的保护，确保市场上是公平、公正、公开的，合理有序的市场，大家能够在这个市场当中有序地运转和配置资源。这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知识的普及程度，没有足够的知识是不可能的。金融体系中的人如果不懂得风险投资的内容是不可能成功的。所以信息的披露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家对知识的了解，以及监管体制，市场运作的机制是否完善，以及投资者的了解程度。如果投资者对这些技术一无所知的话，恐怕也很难让这些投资人很有信心地去投资，首先是有没有这样的投资者的问题。在中国，这样的投资的环境不够，这样的投资者不多。因为高技术，高科技的产业，开始都是高风险，也是高成长的，回收的周期可能很短，但是也可能很长。往往创立初期，规模比较小，数量比较多。
在这样的一个要求下，我们回过头来可以看一下，现有的金融体制里面的各个组成部分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第一，银行贷款只能是一个有限的市场。对高风险的贷款，银行是可以做一些的，但是，不可能量太多。最大的问题是银行的性质，银行是要回收本息的，对风险的承受能力有限。银行的起源很早了，英国中央银行有三百年的历史了，最早也是有很多的直接贷款，私人银行的功能，但是在三百年前，英国人就已经把中央银行的职能和一般其他银行的职能分开了。这是当时历史上很大的一个变化。在亚洲国家，很少会追溯到金融业发展的变化，认为是很细微的变化，这在当时是有很重要的历史作用的。从那以后银行对金融经济起了很大的作用，银行强调稳健性和流动性，高科技企业恰恰没有这种稳定性，相反，大规模的工业化发展是需要这种稳定性的，不需要市场的抵押，盈利的预测，现金流的测算，分析等基本的指标。理想的银行贷款的对象是有稳定的现金流，能够按时支付利息和本金的客户，这是银行的基本特征。而科技企业现金不多，只有在新产品推出，被市场接受以后才能有大量的收入，在一个产品成功以前，可能有多少个产品，几十个，甚至上百个产品都已经失败了，或者说有上百次的修改。银行基本的资金来源是不停地吸收储户的存款，因此，每天要应付储户的提款的要求，这对银行来说是第一个压力，很难确定这么多的高风险的投资将来是不是都能够有很稳定的现金流，波动太小，很难看出稳定的前景。因此，贷款回收就没有把握。所以，凡是长期和过分依赖于银行贷款，银行融资的国家和经济，都很难使高科技和风险投资成为一个有规模的产业。这里有一个天生的体制性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不是改革就可以解决呢？只能解决一部分，因为问题的最终解决，相反有新的来源，就是资本市场的来源。当然一个国家资本市场的发展有很多的因素，现在中国的资金的流向，居民是最大的流出部门，已经远远超过了国家财政的收入，这与过去的五六十年代有根本的不同。居民的现金流首先是流到银行，银行有大量的资金可以发放贷款，用在发展一些传统工业基础设施上会长期有稳定的现金流，这是可行的，但是也有问题，比如我们国家很多的行业，像煤炭、有色、钢铁、化工和纺织这些行业，相当一个时期内都出现了生产能力过剩，现在面临调整。这都是靠过去银行贷款形成的，如果不过剩的话，还是有稳定的现金流的。但是谁能预测到市场会有这么大变化呢？所以银行的体制暴露出了新的问题，这就是亚洲金融危机所暴露出来的问题。问题不是从亚洲金融危机产生的，问题是从亚洲金融危机暴露。暴露以后，暴露的问题不是97年的问题，而是往前延伸几十当中积累出来的问题。
这样的一个银行体制很难支持科技成为一个有规模的产业。看看当前的亚洲国家大体上都类似。中国是这样，韩国也是这样，用我们的话说叫做重复建设，生产能力过剩，日本也差不多。但是这几个国家泡沫的表现各不相同，日本是房地产泡沫，香港是股票、房地产的泡沫，韩国除了有房地产的泡沫，主要是工业变成了泡沫，造船、钢铁、汽车，以至于半导体产业也构成了泡沫。不要以为只有房地产和股票能成为泡沫。反正最后变成了坏帐，银行的贷款收不回来，谁都有可能成为泡沫。国家干的行业也可能成为泡沫。所以说银行的体制是有问题的，必须有一个新的机制来支持经济的发展。
另一个融资的来源是政府，政府投资经营在很长时间内，政府是起直接分配资金的作用，特别是在中国，在日本、韩国，有一定工业化的水平，政府在资源分配中做的作用相当大，具体的形式我说不很清楚。日本的企划厅、大藏省作用是很大的。
由于在知识经济新时代，还有知识天生的性质所决定的，是个人创造的，再互相整合和积累，随着经济的发展，很难被无偿的占用，不像过去，知识是可以无偿占用的。靠政府投资能不能够支持风险投资的发展呢？不是说一点不行。但是是比较难的。因为政府的投资在过去生产领域已经投了很多了，我国都是上万亿的资金投入，看来，其中有不少是不良贷款，拿投资回报来说也是低质量的投资。现在的政府变得很谨慎了，一个是政府税收不一定占得比重那么大了，虽然我们国家还是希望能上升的，但是吸收比重并不大，这种情况决定了政府投资很难再投到这些生产领域中去，政府投资越来越少了，而且政府也会越来越谨慎，不敢拿纳税人的钱去冒这个风险。即便考虑到当前风险投资是处于起步阶段，需要有政府的扶持和支持，政府投的钱也只是起催化剂的作用，就想药引子，不可能作为一个主体，作为主要的方式。所以，由政府的主管部门设立一个产业投资基金，来从事风险投资，从方向和方式来说是有问题的。反映的是计划经济时期的一些思维方式。当前，各级政府都在设立一些科技投资基金，应该说这是一个好事，总比没有强。但是，政府基金的性质，最多起到一点催化剂的作用，能引导一下，不能成为风险投资的主力，当然在当前的情况下，国家特别需要发展高科技的领域，就是政府特别关注的一些，对经济有长期拉动作用的，或者在军事上有特殊意义的新技术，政府是必然会像过去一样拨出资金用于这些技术的发展。但是，大量的在市场上发挥作用的，靠政府的直接投资方式变得非常困难，很难在众多的项目中进行选择，难以确保将来的收益回报。
一方面政府可以投一点钱，另一方面，政府的主要职能，政府的主要作用应该着力于建设和发展一个成熟的，一个发达的，一个高水平的金融体系来支持经济。在这个当中，就是传统经济已经遇到了银行不适应的问题，需要资本市场，更何况高新技术领域，新经济就更需要资本市场的作用。有资本市场的作用，有银行融资的帮助，再有政府进行引导，这个作用可以说是依次递减的。在这个时期，在这个新的问题上，政府应该更多的通过发达的金融体系来支持经济，而不是简单的靠直接投资，直接拨款来支持各种产业和高科技风险投资的发展。因为直接拨款和投资的数目是有限的，市场机制一旦建立起来，作用会更大。事实也证明市场的作用是更完整的，更全面的。
传统资本市场的主板市场也很难于满足中小高科技企业的融资，这个我不多说了，现在NASDAQ指数推出以后，有很大成功，推动了新经济的发展，但是新经济一下子取代传统经济，成为经济的主流也还不是马上可以做到的，要有相当的过程。各自的位置还在逐渐的变化中，资本市场对新经济过高的期望，最终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冲击和压力。
主板市场跟银行有相似的地方，最好的就是蓝筹股，都是一些传统的经济的支柱，就像电力、铁路、电信，这些有稳定的收入来源，还有生产规模很大的产业。美国经济出现空洞化，比如钢铁等这些消耗能源很多，环境污染很大的产业都已经衰退了。所以这个主板也是靠最稳定的企业和行业作为自己的支柱的。但是，资本市场，股票市场也仅仅是一部分，应该还有另一半，就是债券市场。这一部分在中国就更少了，更落后了。股票市场跟银行相比，最大的特点就是把企业未来的风险就定价和现在就消化。这是一个最大的优点。银行的贷款有两个特点，一个是把现在的风险推到将来去，银行贷款可能是十年，五年的时候产品就销不动了，能销的时候贷款并没有到期，市场波动的风险就推到了十年头上，到十年的时候风险出现了，银行说要打消坏帐，允许1%的准备金，有一百个亿资产只能提取1%的坏帐准备金。放出一百块钱的贷款，只允许有一块钱的坏帐，股票市场目前做不到，这是根深蒂固的银行体系的问题。再一个是风险不对称，银行的风险一个是把现在的风险推到将来，另一个是把社会的风险集聚到一个机构，大家都没有责任，还不了就还不了，问题不大。日本和韩国，中国香港以及东南亚，还有中国都有大量的不良贷款，银行业没有办法，只能慢慢消化，很难根本解决。特别是很难真正把银行的风险贷款控制1%，神仙也难办到。但是股票市场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将来的风险现在定价，市场的波动大家分担，使银行一家的风险变成大家来分担了，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刚才说了，主板市场仍然有它传统的一面，所以需要一个二板市场。二板市场从根本上来说，是主板市场的发展一个新阶段，最大的特点就是把风险投资证券化，在这个领域里，把科技创新的风险分散到千家万户，把科技创新将来可能实现的价值现在就定价。就一些网站公司来说，头几年还有销售的价值，价值可能会飞涨，市盈率可能是天文数字，但是到了不行的时候，马上就下跌，跌幅不大，可以改进，大家可以吸取教训。这种小的，微型的泡沫爆裂的办法，来避免全社会系统性的，全局性的风险这是一大进步，这不是倒退。所以说，二板市场是为高科技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融资的机制。现在，对这个要有一个客观的评价，既要看到NASDAQ市场下降，说明过去对于新经济的希望过高了，是调整的一面，但是也要看到，从历史的发展看，是进两步退一步的问题。你说往前走，也可能要后退一点，但是总的来说是往前走的。应该从这样一个长远的发展来看。当然，NASDAQ这种二板市场本身也需要有一个不断的完善过程。我想那么多的投资者进入，政府可以在市场的监管、信息披露等方面发挥自己的功能，而不是对市场作出过分负面的评价。
所以综合以上分析几点，阐述一下我的看法。支持科技创新，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关键是要有一个发达的金融体系，这个金融体系里面最最原始的，可以有政府的直接投资，甚至可以认为不是金融行为，也有银行贷款，银行贷款也可以朝着高科技风险融资的方向发展。在美国，我到硅谷看，他们在中期融资上也做了很多，力所能及的在种子资金的投资阶段也有银行贷款。不是不可以做，但是种子资金，作为催化剂来投资，量不是很大，这里有一个银行的承受能力问题。银行往往不敢冒这么大的风险，因为他有天生的体制性的问题。所以最后还要有一个资本市场，资本市场中还要有一个二板市场。二板市场尽管有很多亮点，有很多令人兴奋的作用，但是也要看到也是在不断的失败和调整过程中逐步发展的，也是磕磕绊绊的走起来的，不会顺利的，对这点我们要有精神准备。这就是市场发展发育的必然过程，谁也不可能不付出代价。
这样一个包含了风险投资的资本市场就是一个完整的资本市场，就是从高科技端到最传统的产业都能支持的，如果说少了金融这一部分一定是不完整的。
我们再来看看高科技投资中具体的方式，有私人的风险投资，这在发达国家，美国，还有欧洲的英国是有相当实力的，因为他们社会上有风险投资能力的人数相对比较多，他们有大量的闲置资金。这既是美国实物经济规模所决定的，又是美国的金融体系所决定的。过去我们说美国经济发达，说美国有八万亿GTP，中国才有一万亿，我们落后很多，但是美国的经济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美国金融体系，这里面，很大程度上和美元的汇率有相当大的程度，一个美元顶我们八块人民币。在资本流动上是这个价值，在日常消费当中就不是这个价值，在中国，买一点基本的消费品，面食、鸡蛋、肉，拿美元购买就不如拿人民币购买，长期来看是接近的，但是在资本流动上，购买力是绝对不能划等号的，作用大得多。这就反映一个国家金融的能力，一个国家金融体系的整体能力，很大程度上，美国把它的经济、货币、金融体系变成世界金融中心。我们还做不到。
比私人风险投资更有作用的是风险投资基金，就是一批人，合伙人，比合伙人还要多一些的，一些大的风险基金，规模跟银行不相上下，在他们的管理资金范围内，他们拿出相当的数量，但是在他们的总资金中可能只占1—2%，这对高科技来说就是足够的时间了，能起到风险投资创业的作用。这样，他们再加上他们的投资组合，专家管理，对于风险投资成长的全过程给予有关的孵化、服务，帮助他们尽快成长，最后把他们本来不高的市场机会通过大量的单个的集聚起来，使能力大大提高。这种风险投资的基金的方式在亚洲国家，在我国都是可以借鉴的，我国虽然只有一万亿美元，可也是八万亿人民币，我们国内的生活消费成本，用人民币购买来说，也是有相当的购买力的，还是能够发挥一定作用的。所以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机制。
再有就是要有一个二板市场，刚才说过，不多说了。
第三，政府要发挥积极的支持作用。政府有限的，规划性的投资，对市场建设，对市场的发展的推动作用更大。
我今天想讲的就是这么几点看法，可能不太成熟，我们需要借鉴国外风险资本市场的经验，政府要加强对风险资本市场的建设和促进，以及管理。把风险投资作为创新体系的新的一个组成部分，使风险投资和国家经济发展的目标，我们十五计划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除了依靠改革推动经济，还要依靠技术推动经济。要有创新的目标，跟总的目标要很好地结合，要实现这个目标可能需要回过头来做一些更基础的工作，就是金融发展工作。这个工作可能很多人并没有真正的看到，或者清楚地看到，或者有人认为他理所当然已经有了，我想清晰地告诉大家，中国还没有这么一个发达的体系。这样，建立起风险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良性的互相促进的关系，把过去的经验教训转化成明智的，新的选择，不要再重复过去的错误和教训。我相信，在新的世纪，知识和资本一定能够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紧密地结合，在我们的国家当中出现新的局面，能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一个不息的动力。
谢谢大家。
陈元简介： 陈元同志现任国家开发银行党委书记、行长。
曾任中共北京市西城区委书记，北京市委常委、商贸工作部部长，中国人民银行党组副书记、副行长。
陈元同志长期从事金融工作，具有研究员职称，对宏观经济理论和国际金融有深刻的了解和研究。先后主持了中国社会主义运行机制课题研究和首都发展战略研究，并在《经济研究》和《求实》等杂志上发表了《我国经济的深层次问题和选择（纲要）》、《加强宏观调控是深化改革的需要》等重要文章。出版了《陈元集--运行、调控、发展》，《香港金融体制与1997》、《美国银行监管》等论著。
目前在国内兼任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硕士研究生导师。
在国外分别兼任：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理事、国际清算银行稳定金融学院顾问委员会成员，荷兰国际集团顾问委员会成员等。
摘引自《新浪文教》
[关闭此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