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防止两极分化，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在总体上，大家都能接受这一科学社会主义的结论。但是，具体到所有制改革、产权改革中，因受传统思维定势的影响，意见、认识却大相径庭，因此，国有企业改革举步艰难，“传统”的观念、意识困扰着改革的顺利进行。
解放生产力的本质问题，是劳动阶级的解放，劳动阶级的解放，在于生产资料所有权与劳动力产权的解放。其表现形式是调整好国家、企业、职工三者的权利与利益关系。
可是，在目前的股份制改革中，职工的劳动力产权却被排除在改革之外，因此，国有企业广大职工深感困惑，失落感与危机感影响着职工对推行股份化改革的积极性。
建立产权明晰，权责分明，政企分开，科学管理，自主经营的股份化现代企业，不论是采取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合作制的哪种生产方式，都是公有制实现形式与产权结构转换的载体。
企业的产权包括两大类：一类是生产资料产权，一类是劳动力产权。企业在改制、转制中，两种产权按理应同时转化为货币价值股权。然而目前规范劳动力产权转化股权的政策、法规还没出台，这就使股份化改革不对称。在资产重组股份化中，资金、设备、厂房、土地使用权、技术专利、品牌商号、信息资源等等，均可折成股份，转换为股本，而劳动力这第一生产要素却被人们遗忘或排除在转换股份、股本之外，因此，在资产重组股份化改革时，职工必然要丧失主人的地位，丧失剩余价值的索取权利，变成纯粹的雇佣劳动者。
如果改革导致这样的结果，职工是无法接受，也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劳动力是一种特殊生产要素，它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要素，劳动力的生产与再生产需要不断地投资，投资劳动力的成本就构成劳动力资本，劳动力投资企业生产，就构成劳动力产权，在股份化转制中，自然要同步转化为劳动力股本股份。
劳动者是劳动力的载体，劳动力属于劳动者，劳动力所有权转化为劳动力股本股份，自然属于劳动者。劳动力投入生产的过程能创造价值、剩余价值、利润。因此劳动力能使投入的资本增值。
劳动者是劳动力产权的所有者，在创造财富中，拥有剩余价值索取权是天经地义的。然而，在“国家所有制”形式下，劳动者受雇于国家，从属于国家，劳动力所有权被隐去，在生、老、病、死均由国家统包的情况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处于一种无竞争状态的平均主义之中，自然，也就没什么权益希求。
可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体制下，由于存在各种所有制形式，构成了一种混合经济，资本以股份形态在多种所有制之间流动、重组，各种生产要素不同的所有者的利益互相交错。在这种形势下，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利润被各方的资本所有者瓜分，而自己却因劳动力产权没有被转化为股本股份，而永远失去剩余价值索取权，必然要落到被人剥削与雇佣劳动的境地。
因此，在国有企业改制、转制推行股份化时，政府应抓住机遇，从理论、政策、法律、法规等方面切实确立国有企业职工的劳动力产权的地位。在国有企业推行股份化时，如何去认识劳动力产权问题呢？工人阶级在“国家所有制”公有制形式下，无偿地为国家工业化原始积累作出了无私的奉献，使我们的国家在近半个世纪中建立了现代工业体系。
现在，“国家所有制”公有制形式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已让位于市场经济，“国家所有制”开始转换为“股份所有制”，国有企业开始转换为股份制企业。在这一转换过程中，在“明晰产权”时，不能忘了工人阶级无私的历史奉献，过去劳动积累形成的企业资产应有职工的一份。因此，在界定国家与企业产权时，根据职工劳动力产权的资格条件，量化一部分资本股份给职工，是顺理成章的事，这是对劳动力所有权与产权的一次历史性、社会性的补偿。
可是，现在有不少权威人士、官员认为，在股份化中，把国有资产量化一部分给职工是国有资产流失，是私有化行为，这种盲目武断的结论是很不利于改革的，客观上束缚了改革人们的思想行动。因为中国人多已习惯于按红头文件办事，或听从权威训示。
但是，中国老百姓毕竟善于“穷则思变”，在实践中不断开辟前进的道路，寻求出适合于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形式。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农民冒着风险“分田到户，联产承包”，这一历史性的突破，迅速风行全国。农村改革成功的原因就在于实现了农民“耕者有其田”的理想，农民获得了土地和收益权，第二次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农村经济的迅速发展。
城市改革也同理，要想成功，必须实现工人阶级的理想“工者有其产”。国有企业改革搞了10多年，却每况愈下，再“渐进”下去，减员也无济于事了，当多数国有企业垮了时，那才是真正的国有资产流失和私有化。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历史使命就是解放无产阶级，当各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胜利后，由于特殊的历史客观原因，只进入一个“准有产阶级”的地位。
现在的改革，是一次历史性的机遇，工人阶级应争得有产阶级的地位。在国有企业改制、转制的股份化改革中，再不承认劳动力所有权与产权，不把劳动力产权同时量化为股本股份，那么，国有企业改革就不会有质的飞跃与升华。使国有企业抽掉工人阶级的基础，主人变仆人这是历史的颠倒。
“国家所有制”不等于“公有制”，从经济发展史来看，各种社会形态都存在或多或少的国有国营经济现象。国家是社会的公共机关，是统治的工具，是社会分工的产物。从社会大分工的职能来说，国家不是社会经济的主体，它应是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所有制”的保护者。国家介入经济是历代官工、官商本位所有制垄断的结果，或是国民经济军事化垄断的结果。根据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本质是“共有制”。马克思主义诞生的开篇就是《共产党宣言》，因此，社会主义国家的党大多称为“共产党”，我们的主义称“共产主义”。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应按“共有制”的根本宗旨去构建社会主体的所有制形式。当我们既反对剥削性的“私有制”，又反对“公有制”的空泛性时，笔者认为构建“社会股份共有制”作为“国家所有制”的转换形式较为理想。马克思曾指出，股份制是社会主义的入门，是最纯粹的一种产权转换形式。股份制使国有资产、个人资产变为社会财产，即产权社会化。产权社会化是生产社会化的产物。马克思还向我们指出，在共同协作劳动、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
笔者认为这种“个人所有制”应是建立在“股份共有制”的基础之上的。因此，在推进国有企业股份化转制中，按劳动力产权量化给职工个人的股份资产，已超越了私有制剥削性的个人所有与占有，而是合乎社会分工协作，共同劳动，利益同享，共同富裕，风险共担的“个人所有制”，这是一种历史性的进步，怎么能说是“倒退，搞私有化”呢？
在目前的企业改制、转制股份化中，多有硬性规定，要职工按界定的比例购买等值股份，在当前困难条件下，是否行得通？是否合乎情理？国有企业近一半亏损，生产不景气，开工不足，职工大量下岗。在工资没有作相应改革的情况下，住房商品化，要职工掏钱买；实行收费教育，子女上学要交大笔费用，职工的经济生活已够紧张了。现在又要求职工出钱买股份，买“主人身份”，职工何以承受得起？改革的成本、改革的风险不能都推给职工。
改革不能只见物，不见人。我们提倡以人为本，就是以工人阶级为本，维护工人阶级的基本权益。诚然，现在职工收入多元化，有一部分职工是有能力买企业股份的。例如，经营者、供销人员、从事第二职业者等，若以自愿为原则，向这部分职工集资部分股金注入企业，增强企业活力是可取的。
目前，有些地方在推行“股份合作制”时，部分职工因无力购买股份，被迫以所谓“买断工龄”被推出企业，产生社会不安定的情况，应引以为戒，及时纠正这一错误的做法。
在目前新、旧体制转轨时期，存在一种认识错觉和不良倾向，有不少的人认为“国有企业改革死路一条，结局必然是私有化”。因此，一部分人利令智昏，一些政府权力部门利用改革“渐进”时机，巧取豪夺，进行资本原始积累。现在社会上有许多“经济实体”是政府机关或官员变相办的；另一方面，企业也有不少经营者、供销人员利用职便挖社会主义墙脚，转移资产，进行资本原始积累。这种局面若持续下去，产生两极分化，对国家是一种危机。
现在职工看到日益蔓延的“权力腐败”与“经济腐败“的现象，无可奈何。因此，许多企业职工人心涣散，思想混乱，困惑不已。现在要扭转“社会病态”的不良倾向与搞活国有企业，只有走群众路线，依靠工人阶级，加快改革的步伐，减少改革的巨大损失，降低改革的成本。
工人阶级寄希望于自己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在推行国有企业改制、转制股份化时，能有理论上的突破。
笔者期盼能建立“社会股份共有制”转换“国家所有制”，确立职工劳动力产权地位，实现“工者有其产”，第二次解放工人阶级。这是社会主义股份化的本质特色，是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股份化的根本点。
《管理现代化》杂志199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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